内地现艾滋病隐秘人群

快检小组在苏州、太原等地检测出僧人、聋哑人感染HIV

凤凰周刊记者 /李光（2012年9月5日）

龙龙花300块钱给一位僧人买了套衣服，换下他的僧袍，再给他戴上帽子和墨镜，带他来到苏州市疾控中心做艾滋病检测。结果，阳性。

这是龙龙在一年多前第一次发现僧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但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到目前为止，龙龙所在的江苏彩虹工作组已经发现了三名僧人感染HIV。在另一个城市太原，山西蓝典工作组检测出三名聋哑人感染HIV。这些草根小组从2010年开始与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美国）合作，在大陆推广“优质快检”服务，结果意外地发现了诸多隐秘的HIV感染者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开始在大陆提供HIV快速检测服务。

2011年，这两个工作组和两省预防医学会合作的项目都入选了国家艾滋病防治社会动员项目。这些草根组织的意外发现已经引起官方的注意，它凸显出大陆目前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力有未逮，特别是HIV检测模式亟需更新换代。

上门快检的意外发现

2011年2月的一天，彩虹工作组的负责人龙龙接到一位陌生僧人的电话，他通过网络查找到彩虹工作组的快检预约电话，但不方便来工作组的办公室检测，希望龙龙能到寺庙里为他检测。龙龙当即答应——上门服务是优质快检项目的主要特色之一。

龙龙以香客的身份来到寺庙，在僧人的寮房中进行一对一检测，结果为阳性，但这只是疑似结果，最终的确证检测必须由当地疾控中心进行。龙龙说服僧人并陪他一起去了当地的疾控中心，结果仍是阳性。当时他的CD4含量已经仅为45——CD4含量是衡量艾滋病恶化程度的重要指标，正常成人的CD4细胞应该在每立方毫米500个到1600个——“这说明他很久以前就已经感染了HIV。他当时已经患有严重的卡氏肺炎（艾滋病的重要病变），如果不及时用药可能很危险。”龙龙说。通过与当地疾控中心的协调，这位在苏州出家的外地人得以及时服用抗病毒药物。

龙龙本身就是一名佛教徒，他认识一些有同性性行为的僧侣，于是动员他们接受HIV检测。结果接受检测的10名僧侣，有3人是阳性。龙龙说，“佛门弟子由于身份的原因，显然不能在自己的寮房中放置安全套，而且他们接触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渠道要少得多，我们更不可能走进寺庙去做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所以这个群体中的艾滋病工作更加困难。”

还有一次，龙龙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和他约在苏州一个咖啡馆的包厢内。龙龙能够感觉到这个人的紧张和谨慎，他对龙龙的很多问题都避而不答。龙龙不便多问，按照操作流程为他检测，同时讲解一些相关知识。当天下午，龙龙就陪他到了苏州市疾控中心做了确证检测。又经过一个多星期的交流，龙龙才知道，原来他是苏州周边某市的一位政府官员，“他告诉我，他平时去疾控中心都是去视察工作，所以他怎么能去当地疾控中心检测？”

在另一个项目城市太原，蓝典工作组经常去同性恋酒吧和浴池开展快检活动，志愿者原木发现一个特殊的群体：聋哑人。多次接触之后，他们对原木也比较熟悉了，有一次，原木对其中一个聋哑人笑了笑，他用手指了指楼上，然后用左手的食指和拇指做出捏着一根针的样子，在右手的食指上迅速地扎了一下。那个聋哑人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原木等人每周来这里是做什么的了。检测的结果是阳性。操作检测的志愿者李响只能通过文字和他进行交流。

后来，通过这个群体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先后有10名聋哑人接受了HIV快速检测，其中有3人结果为阳性。更令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些人对于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很多人会问他们“艾滋病是什么？”而且，他们和聋哑人的交流也“特别费劲”。有一次，原木花了三个多小时，用短信向一位聋哑感染者解释艾滋病和他的感染情况。聊到最后，原木以为一切已经讲清楚了，忽然又收到他的短信说：“我昨天吃了一个梨子，你的检查结果可能是错误的。”原木顿感崩溃，“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只能告诉他这个和吃什么是没有关系的。”

李响也有类似的苦恼，“我也不知道他们对艾滋病到底能理解到什么程度”，“我只能告诉他们这是一种病，不太好治疗，如果他的CD4低的话，再告诉他一定要按时吃药。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MSM（男男性行为）人群是艾滋病高发群体之一，也是快检小组的主要目标人群。快检小组的新发现给内地艾滋病防治敲响了新的警钟。这些意外的发现也更加凸显出大陆目前在发现HIV感染者工作中的力所不逮，其检测模式亟需更新换代。

快检模式亟需推广

目前，大陆地区开展的多数HIV自愿咨询检测都发生在医疗机构，检测结果往往要等待一到两周后。繁琐的检测过程，漫长的等待时间，加上很多人担心个人信息被暴露，以及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对HIV感染者的歧视，导致中国大陆极低的HIV检测率。

相对于常规的酶联检测而言，快速检测的血样更容易采集，操作更为简便，一般在30分钟内即可获知检测结果，检测人员可以直观地判定和解释结果。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10年的一项国家比较分析表明，许多高收入国家已经在高危人群外展场所开展了快速检测试点，美国则将快速检测纳入到国家推荐的HIV检测程序中，作为酶联检测的替代方案。此外，许多高现患率的低收入国家也推荐采用2至3种快速检测程序。只有中国、哈萨克斯坦、伊朗和若干个阿拉伯联盟国家仍在使用传统的HIV检测程序。

尽管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艾滋病检测技术规范》允许在紧急情形下或在高发病率地区进行HIV快速检测，但多数诊断实验室仍在使用传统的酶联检测。而且，由于《技术规范》对快速检测设置了很高的条件，草根组织很难获得这样的资质，实际上只有各地疾控中心和医疗机构才能达到《技术规范》的标准，所以由草根组织操作快检目前在大陆仍有争议。

哈佛大学的研究报告认为，HIV快速检测的主要优势是便于在非医疗场所使用，建议中国“增加快速检测在非医疗场所的推出，以扩展至更多的人群。”

2010年4月，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开始在大陆开展优质快检项目，培训草根小组自己操作HIV快速检测。基金会主席乌辛堃解释说，“我们的快检不是替代政府的工作，不能出具正式的初筛报告，还是要把疑似阳性者带到疾控中心做正规检测。”

不过，在项目开展之初，这些草根小组并没有得到来自疾控中心的支持，他们怀疑这些小组是否有能力做好这项工作，也担心小组的检测人员可能因为职业暴露的风险而感染HIV。江苏彩虹工作组的志愿者笑称，他们“做了两年地下工作”才得到当地疾控中心的认可。现在，他们经常受到疾控部门的邀请去参加相关培训。山西省疾控中心甚至为蓝典工作组提供部分快检试剂，希望他们进一步扩大检测范围。

草根组织开展的快速检测及其与疾控部门的对接可以有效减少阳性感染者的流失，并使感染者能接受到政府提供的相关服务。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冯育基认为，一个有效的体系应该是“三位一体”：草根组织、疾控中心和医院各自发挥优势，紧密合作。

将检测作为干预手段

截止到2011年10月底，中国大陆艾滋病感染及病例报告数约37万余例，估计数高达78万，这意味着大多数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的状况：来自卫生部的官方数字指出，仅有约三分之一的HIV感染者知道自己的状况。

医学研究表明，不知晓自己感染状况的感染者通过性关系传染他人的比例比知晓者高出三倍之多。只有通过检测，患者才能知道自己的状况，从而控制自己的高危行为，减少传播。因此，“将检测作为干预手段”已经成为国际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先进经验。盖茨基金会、中国艾滋援助基金会等国际机构也正致力于在中国大陆推广这一理念。

冯育基解释说：“HIV检测属于开展高危人群行为干预的核心内容，也属于进一步开展关怀和治疗的切入点。阳性知晓会促进感染者及时接受关怀与治疗，感染者越快接受医疗保健和其他支持服务，他们生活的质量和存活长短就越可能得到改善，而且可以减少机会性感染并降低二代传播。因此检测对个人和公众都有好处。”

这种新的理念与传统的防治艾滋病宣传工作有很大不同，草根小组的工作人员对此有着更为深切的感受。原木说：“以前就是每天发安全套，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人家也反感。现在，每个来检测的人，你都可以静下来给他讲很多东西，效果比单纯的宣传好得多。”

由于社会与家庭对男性同性性行为的歧视和压力，MSM人群大多趋向于隐藏自己的身份，外界的工作人员往往难以接触。此外，MSM人群性行为活跃，流动频繁，危险性行为比例高，单纯依靠疾控部门的力量难以有效覆盖该群体。而草根组织对MSM人群的生存方式、活动特点和特殊需求了解，能深入到目标人群中开展工作并为社群所接纳、信任。与官方对社会大众的宣传相比，直接对特殊群体动员的效果更显著。

官方数据显示，大陆男男性行为群体中的HIV感染率大约在5%左右，而太原的蓝典工作组发现感染率平均可达13.55%，2011年7月到11月的检测感染率竟然达到22%。在蓝典工作组的影响下，太原市疾控中心把对这一人群的感染率估计值从几年前的4.7%调升至2011年的12.3%。此前，谁也没有料到这里的HIV感染率也会如此之高。

截至2012年6月，内地27个城市的优质快检小组共计检测了11433人，其中发现阳性888人，阳性率为7.8%，与官方的检测数据相比较，是2011年全国男男性行为人群中HIV发现率3.24%的两倍多。

“扭转艾滋病蔓延趋势的前提是检测和治疗的覆盖率必须大幅度地提高，而快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冯育基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快检小组成员的名称均为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