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第二十条》，我和朋友有一段对话，大意如下：

朋友：“电影虚构了一个好像我们真的生活在一个公平正义最终可以实现的情境中。”

我：“这部电影让我想到《窃听风暴》，虽然真实的历史中，没有任何记录表明在纳粹德国存在过这样一个‘良心发现’的监听员，一个都没有，但这并不妨碍《窃听风暴》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作品表达其对基本良知的呼唤，鼓励人们即使身处巨大的不义的系统也可以为正义做出些许努力。”

朋友：“《窃听风暴》的确是虚构的，但它并没有模糊真实历史中的善恶与是非，而《第二十条》把维护公平正义最终归功于‘青天大老爷’，好像民众要做的只是等待。”

我：“这也是我在观景时内心感到复杂的一点，我无法判断导演的主观动机，但我更愿意把这个电影的底色理解成‘呼唤公平正义’。”

我们都同意，评价《第二十条》不能不考虑创作环境对导演表达的影响，如果抽离现实背景，对《第二十条》的评分可能会更高。但真实的历史又是什么样的呢？

感谢翟志勇老师的《有必要谈谈<第二十条>的问题》,为我们补上了这一课，也让我看到了《第二十条》是如何“模糊善恶与是非”的。典型的证据，就是翟老师所说的对律师和检察官形象的置换：

“为真正落实第二十条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是律师。 几乎在每一个正当防卫案件中，都可以看到律师想尽办法为防卫人做无罪辩护。电影中那些上价值的金句，大多来自律师的辩护词。电影中吕玲玲的形象，更接近真实世界中律师的形象，所以她在检察院里才显得格格不入。可是电影中的律师是一个近乎‘猥琐’的年轻律师。除了为恶棍刘文经办事的律师之外，电影中的犯罪嫌疑人王永强连政府指定的律师都没有，这背离了现实。”

翟老师说：“电影里讲‘正义是有代价的’，但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为这个代价不是正义造成的，而是不正义造成的，法律不能让正义者承受不正义造成的代价，反过来让不正义者享受正义带来的荣光。”

到此，我的想法已经有了一些改变——不管导演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都产生了“模糊善恶与是非”的效果。如果导演真的希望呼唤公平正义，就应该以基本的历史真实为起点进行创作，否则，“让不正义者享受正义带来的荣光”，岂不是与追求公平正义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