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记者／李光 （2012年9月15日）

“在座嘉宾有多少人捐过钱？”绝大多数人举起了手。

“有谁知道自己捐款的去向？”一些人将手放了下来。

“有多少人主动查询过捐款的去向？”又少了一部分人。

“有谁能掌握您捐赠过的基金会的信息？”此时仍在举手的已经寥寥无几。

这是两年前“基金会中心网”刚刚成立时，主持人袁岳在发布会开场时所做的一个简单调查。尽管参会人员大多来自公益圈，但基金会透明度之低，仍然出人意料。

基金会中心网就是为试图改变这一现状而成立的。它由大陆35家基金会共同发起，致力于打造中国基金会行业的信息披露平台，“培育良性、透明的公益文化”。

两年后，基金会中心网想方设法采集到大陆全部2700余家基金会的数据，并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开发出一套评价系统——“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根据评分标准，只要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基金会信息公布办法》的要求履行披露年报的义务，即可得到50分，如果建立官方网站并披露年报信息就可以得到80分，而大陆基金会行业的平均得分仅为52.41分，尚不足总分129.4分的一半。“这个分数基本上可以代表大陆基金会的透明现状。”系统主要开发人之一、清华大学教授程文浩对于评价结果，并未表现出太多意外。

“问题基金会”照常通过年检

截至2012年8月，民政部登记在册的大陆基金会总共有2752家。按照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这些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不得面向公众募捐）两种形式，前者以传统的公募“聚财”为特征，而后者则为企业家和富人们“散财”开辟了道路。

基金会中心网与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中基透明指数”直指大陆基金会不透明这一顽疾。

这套系统的评价指标包括基金会的基本信息、财务信息、项目信息、捐赠信息等共60项，并以基金会信息披露的渠道和完整度等作为参数进行评分，以排行榜的形式呈现，排名越靠前，代表基金会透明度越高。

根据这份榜单，在发布了2010年年度报表的全国1833家基金会中，得分在100以上的基金会仅为30家左右，有大约四成的基金会得分只有50分到60分。

“有些基金会非常不透明，尤其是它的收入、支出、项目信息，但是仍然能够获得大额捐赠。”程文浩说。

记者通过查阅基金会中心网发现，中国某事业基金会是一家在民政部登记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2010年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高达4.3亿，但项目信息全部加起来也只有3000多万元，其余4亿元的去向则无从知晓。

另一个严重的现象是，“有些基金会收入和支出的比例严重失衡，根本不达标，却可以从容过关。”

为了保证基金会真正实现公益性，《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总收入的70%；非公募基金会每年的公益事业支出不得低于上一年基金余额的8%。而基金会中心网收集的数据显示，200多家基金会2010年公益支出情况不符合上述法规。

记者进一步查询发现，杭州市余杭区老年基金会2009年总收入为210万，2010年公益支出只有2.1万，仅占上一年总收入的1%，与条例要求的70%相去甚远，而其行政办公支出却达17万。在非公募基金会中，广东省潮汕星河奖基金会2009年末净资产为8648万，2010年公益支出为31万，仅占上一年末净资产的0.36%。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认为，尽管70%和8%的规定对于目前投资渠道有限的大陆基金会来说有些苛刻，而且这一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基金会之间的差异性，但是1%和0.36%仍然是一个“严重过低”的比例，“说明这些基金会偏离了自己的成立初衷，可能成为某些组织谋利或避税的工具。”

还有一个怪现象：“有些基金会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信息公开，但同样可以通过年检。”据基金会中心网统计，通过民政部门官网、平面媒体等各种渠道，全国仍有20家基金会除了能找到名称外没有任何其它信息，有150家基金会没有联系方式，公众捐了钱也无法和基金会取得联系。“另外有一部分基金会虽然有联系方式，但态度很不友好，拒绝对外披露信息。”

上述各种问题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各地的见义勇为基金会和人民教育基金会。这两类公募基金会分别由各级政府的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主管，从全国总会到各省市县分支共有近200家，没有一家进入透明度排行榜的前100名。在总榜单上并列倒数第一的5家基金会中，有兰州市维护社会见义勇为奖励基金会和新疆建设兵团见义勇为基金会，他们仅得到1.6分。

大陆对成立民间组织设立了严苛的准入门槛，与此相对的是，组织成立之后的年检制度却形同虚设。中国人民大学NPO研究所所长康晓光不无嘲讽地指出：“尽管理论上规定的年检比较严格，但是近两年公益界的丑闻没有一个是通过年检曝光的，基本上都是自己不小心被别人抓住，或者内部狗咬狗咬出来的。”

公募基金会路径依赖：向大款要钱、与政府合作

2011年，中国公益慈善界经历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多事之秋，先是郭美美网络炫富的行为引发了红十字会的信任危机；接着，中华慈善总会发票事件、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河南宋庆龄基金会的投资放贷，又相继遭到舆论的质疑和抨击。在“一人生病，全家吃药”的公益界，不断涌现的慈善丑闻使得整个公益行业的公信力都受到影响。

正如当年的希望工程创始人、如今的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所言，由郭美美引发的“官办”慈善公信力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已经显现：“尽管四个机构涉及的麻烦和背景、原因、性质各不相同，但社会对这些事件的质疑和责问，不论是专业还是外行，理性还是不理性，无不指向‘官办’慈善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表达了对‘官办’慈善机构的不信任。这个乱局的出现看似偶然实属必然，归根到底是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惹的祸。”

内地公募基金会几乎都是依托党政、群体系统的职能部门创办的。这一背景不仅使这些基金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公开募捐的“合法性”地位，而且可以借助体制影响获取公众支持。许多基金会的公益项目与政府公共服务项目几乎重合，政府正好可利用民间资源来弥补公共财政投入的不足。

徐永光认为，改革开放之初，在政府财力不足、公共事业欠账很多的情况下，这种社会资源动员模式的出现有一定合理性，但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公募基金会继续通过这种模式获取和使用资源的合理性正在丧失。

公募基金会有政府做靠山，得到政府的支持，也就有了“金字招牌”，不愁没有“财路”。在二三十年推动项目的过程中，公募基金会逐渐发现一条“捷径”：在社会捐赠活动中，自然人的捐款笔数多，金额少，管理成本高；来自企业的捐款虽然笔数少，但金额大，管理成本低，于是纷纷实施“大客户”战略。那边厢，企业捐款人也恰恰喜欢项目的政府背景，它显然有助于企业建立良好的政府关系。有公益界人士不客气地指出，“向大款要钱、与政府合作”成为官办慈善机构的路径依赖，也使得这些机构根本没有动力对公众公开透明。

公募基金会“去行政化”已经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不过，“去行政化”受冲击最大的并不是基金会自己的利益，而是其背后对这些资源有支配权的政府部门：这关系到每年以千亿计算的慈善捐赠资源主要由政府支配还是由民间组织自己支配。

在官方有关事业单位改革的方案中已经提到，要逐步取消公益慈善机构的事业单位编制和行政级别，然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基金会只能被动等待“政府令”——它既没有主动“去行政化”的动力，也没有这个权力。

“事实上，慈善体制改革的阻力就来自于政府的部门利益和‘官办慈善’的机构利益。”徐永光说，“假如不能意识到官民不分的慈善体制越来越背离民间慈善的本质，依然固守机构利益，漠视社会诉求，‘郭美美’还会卷土重来，公众终究会‘用脚投票’，离你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