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两位熟悉的记者朋友C和Q在一个饭局上因为巴以问题剑拔弩张，不欢而散，而我即将跟这两位朋友共同出差，难免稍有忐忑。

果不其然，巴以问题依然成为哪怕在闲聊里都绕不开的话题。在一天的早餐上，另一位年长的朋友听到双方的讨论后，摇了摇头说：“这帮小孩儿就是没经过文革，不知道文革有多可怕。”

一旁的C似乎听到了，情绪略为激动地表示：“你们不要因为政府支持什么，你们就反对什么！”

我什么都没有说，不是因为想两面骑墙，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在巴以这个很复杂的问题上实在无知——尽管这样说很难为情——但我不能因为面子就不负责地支持或反对任何一方的观点。

后来，当这个话题再一次出现在大家的闲聊中，我的旁边恰好坐着C和Q。我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无知，但我希望大家的讨论能够搁置自己头脑中的一些“预设”。

我先对C提起那位年长的前辈的话，她已经预设了这些年轻人不了解文革的历史，但我对C说，我不相信你不知道文革，C说我当然知道文革。我说没错，我也相信你了解文革，虽然我其实并不清楚巴勒斯坦的政治和文革有多大相似性。

接着，我又问C：“你觉得我会因为政府支持什么，我就反对什么吗？你觉得我是一个只问立场，不问是非的人吗？”C没有说话，但我知道，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预设”。

我对C和Q说，我们在讨论问题时，能不能先搁置一下自己头脑当中的这些“预设”，不要总想着对方的动机，以此为出发点去讨论问题？在讨论问题之前，我们能不能先从事实开始？

那天晚上C和Q以极大的耐心给我补课补到很晚，直到晚餐结束回到酒店还没补完，又站在路边给我补了很多，但我这个差生由于缺课太多，两位老师尽力克制住了“恨铁不成钢”的面部表情，一人给我推荐了一本书。

Q推荐的是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殷罡研究员主编的《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C推荐的是巴勒斯坦哲学家萨里·努赛贝的自传《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前者让我对巴以问题的来龙去脉和现实矛盾中的关键议题有了一个全貌式的了解，后者则让我从一位巴勒斯坦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视角对他们有了更多体察与同情——作为巴勒斯坦温和派代表人物，他一直呼吁使用“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解决巴以问题。

两本书的可读性都很强（《故国曾在》的翻译很是加分），这我这个无知者大概可以听懂别人在讨论巴以问题时在说什么了，但这仅仅是一个基础，我依然对这个问题上表达看法保持谨慎，还需要了解更多。我希望C和Q也能互相读一下对方推荐的书，然后我们再约个时间一起聊一下。两个人都说这是个好主意，也都欣然应允，可是直到我们下次碰面，两个人也没有读完对方推荐的书，一向说话“不正经”的Q打趣说：“阿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调停方太认真，但双方都太不认真了。”

说罢，三人大笑。

后来，Q把这段经历写进了自己的年度手记：“我们常说的巴以冲突外溢效应……不经意间发生在自己身上。我曾经留学以色列，观察巴以冲突时常会带以色列的视角，今年5月到北京，和同样关心巴以问题的同行吃饭，因为观点不同，大家剑拔弩张，好在在座的朋友发现气氛不对，赶紧扯开话题，实现了‘冷和平’。不过我和同行就此结下梁子，好在我们另一位共同好友李先生，听闻过后把我们拉在了一起，让我们各自叙述对基本问题的看法，在这种心平气和的对话中，我们逐渐发现了很多共同点，我们都关心巴以问题，都希望在这片土地上能够实现和平，很多的误解也逐步化解。”

“李先生”看到之后倍感兴奋与欣慰，不仅因为故事（到目前为止的）结局还算圆满，更因为我们在身边的最小单位里证明了对话的可能——只要我们愿意放下预设，哪怕不能说服彼此、观点仍然对立、甚至对事实的解读都存在分歧，也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而这也许正是迈向理解的第一步。

历史往往不青睐温和派——这是我在读完《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与《故国曾在》两本书后最强烈的感慨——这一点在阿以问题中体现尤其明显：每当和平曙光初现，总会被双方的极端力量熄灭。在世界各地民粹力量日益壮大的背景下，阿以冲突的短期解决显然更不乐观。如何对抗极端，曾经和如今都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全世界无产者还要不要、能不能联合起来不知道，但全世界的温和派真的应该联合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