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的基孔肯亚热疫情引发了公众对蚊媒传播疾病的关注，要知道，蚊子可以传播超过20种病毒、寄生虫或细菌性疾病，比如疟疾，这个我们正在努力消灭的疾病，曾经差点消灭了我。前不久，我在故事FM 分享了自己的经历（第72-88分钟，不想听的朋友也可以看文稿），希望能够让更多朋友关注和支持这项越来越紧迫的公共卫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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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李光，在盖茨基金会从事全球健康的传播和倡导工作。 

我想先问问大家，知道疟疾这个传染病的朋友，可以举一下手。 

你们确定你们知道的是疟疾哈，因为很多人一听说我得过重症疟疾，都说，你拉肚子拉得挺厉害呀。 

我说拉肚子那个病叫痢疾。疟疾是另外一个病，过去在民间叫打摆子，是一种由寄生虫引发的传染病，因为主要的症状是忽冷忽热，容易发抖，所以叫打摆子。 

疟疾在中国已经被消除了，我们现在希望能把它在全世界都消灭掉，目前已经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做到了。但就是这个正在被消灭的疾病，曾经，差点把我给消灭了。 

不是埃博拉，是疟疾 

这个故事要从2015年说起。当时我还在《凤凰周刊》当记者，去喀麦隆出差采访。我当时去的是喀麦隆东部，当地条件比较恶劣，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酒店的住宿条件吓了一跳，非常简陋。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床上得有蚊帐，因为我知道非洲的蚊虫传播疾病是很厉害的。 

后来确实找到了带蚊帐的酒店，虽然蚊帐上有好几个洞，但也没办法，那已经是当地最好的酒店了。我摸了摸包里的非常有限的风油精，算了算要待的天数，追悔莫及，而且风油精说实话它也不怎么驱蚊呀。总之还是大意了，所以就不可避免地喂蚊子了。 

当时除了痒没啥感觉，后来回到北京也没事，又过了几天，单位组织到中国台湾集体旅行。到台湾以后就开始发烧了，但当天晚上烧就退了，我也没当回事，觉得就是感冒了。第二天又开始烧，吃了退烧药倒是降下来了，但晚上又烧起来。烧到第三天的时候，领导开始坐不住了，尤其是知道我刚从非洲回来，生怕我感染的是埃博拉，赶紧让台湾导游叫了救护车。 

虽然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啥病，但我能确定不是埃博拉，因为我去之前就查过了，喀麦隆不是埃博拉疫区，喀麦隆肯定没有埃博拉。但不管我怎么说，别人都不信。后来直到台湾导游跟疾控人员打了电话确认，才信了，又反过来安慰我：“兄弟，你放心吼，我确认过了，喀麦隆没有伊波拉。” 

我当时要不是烧得我不想说话，真想跟他说：兄弟，这个我不是早就跟你讲过了吗。 

但尽管不是埃博拉，急救人员到了之后，还是如临大敌，离我老远，指挥我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N95口罩，快马加鞭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我已经不记得是当晚还是第二天一早，总之很快，通过血液检测，确诊我得的是疟疾，而且是恶性疟，是疟疾当中最严重的一种。 

治疟疾的经验越来越“不丰富”，但这是个好事 

医生说我体内的疟原虫含量已经非常高了，所以不太容易误诊。幸亏送来得还算比较及时，再晚一点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我自己倒没有那么严重的感觉，但是那是我第一次觉得，发烧可以烧到整个脑子空荡荡的，而且反复高烧，确实担心，本来我脑子就不大聪明，别给我烧傻了。而且确诊以后一想到自己身体里有那么多虫子，心理上还是有一种不适感。 

确诊之后，医生很快就给我注射了青蒿琥酯，这个药是重症疟疾患者的救命药，特别有效，所以烧很快就退下来了。 

第二天，当地的疾控人员就找我来做流行病学调查，主要了解我从哪来的，去过哪，接触过哪些人，然后跟我说：“我们仄（这）里自（治）疗疟疾的经验不四（是）很丰富，每年子（只）有十几例苏（输）入性病例，就四（是）像你这种，但四（是）你放心，你的自（治）疗方案四（是）我们认真讨论过的哦。” 

对，我是放心了，但是同事们不放心了，尤其是和我睡一个房间的同事，听说我被救护车拉走以后，他特别孤独，不是因为想我，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把他当成一个潜在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离他远远的。因为那会儿还不知道我得是啥病。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去世了，我一同事看到新闻随口说了一句“呀，李光耀死了。”同事们吓一跳：“啥？李光要死了？” 

虚惊一场。直到他们知道我得的是疟疾，并且明确知道疟疾不会通过空气或接触传播，大家才放心，那个孤独的同事也终于能重新融入集体了，气氛顿时一片祥和，其乐融融。 

不过回想一下，幸亏我感染的不是一个空气传播的病原体，不然我从喀麦隆回来，中间还在伊斯坦布尔转机停留了两天，然后回到北京，又来到台湾，这一路已经不知道传染多少人了。我算是切实体会到了为什么说“传染病无国界”了。 

我也成了消除疾病队伍中的一员 

虽然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段子，但是对很多热带地区，尤其是非洲的同胞来说，其实是非常现实，也非常残酷的死亡威胁。根据世卫组织统计，全球一半的人口仍面临疟疾感染风险，每年有超过2亿人得病，将近60万人死亡，其中90%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因为我得过，所以我知道有多痛苦，但我只得过一次，而当地人要反复经历这种痛苦，甚至有可能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最令人痛心是死亡的大部分都是5岁以下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格外关注这个疾病。 

当初得疟疾的时候，我完全没想到，后来自己会成为消除疟疾队伍中的一员。我现在在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工作，基金会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抗击疟疾、结核病这些影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疾病。 

我们之所以在中国开展疟疾项目，就是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专长。2021年，中国正式被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为“无疟疾”状态，也就是我们在整个国家消除了疟疾这种传染病的本土感染。要知道，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每年还有3000万疟疾病例。从3000万到零，对于一个这么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我还记得2018年，我加入基金会之后，第一次去坦桑尼亚的时候，一个当地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听说中国很快就要消除疟疾了，觉得特别不可思议，他问“你们是用多长时间做到的”，然后认真地听专家给他解释。他当时那种专注的眼神特别打动我，因为我能从他的眼神里感受到一种真诚的期待，期待有一天他的国家也能消除这种疾病。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分享中国的经验去帮到他们。说实话最开始听到“经验分享”的概念，我的第一反应是：经验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每个国家的国情又不一样，真的能分享吗？但当我和参与项目的中国和坦桑专家请教之后发现，还真可以。 

我们这个项目的核心建立在中国消除疟疾阶段形成的一套经验的基础上，这套经验叫1-3-7工作模式，就是说一旦确诊疟疾病例，必须在1天内上报；在3天内完成流行病学调查，搞清楚是本土病例还是输入性病例，因为虽然都是疟疾，但这两种病例的风险和防控策略是不一样的；然后7天内要完成疫点处置，可以简单理解成环境消杀。 

但是当我们和坦桑的专家讨论的时候，他们认为，要在当地采用这个模式，第一做不到，因为当地不像中国有一套完善的疾病报告系统，也没有足够的卫生人员，所以没法追踪到人；第二，他们说没必要，因为中国的1-3-7模式是在疟疾流行水平已经非常低之后形成的，那会儿咱们的病例已经非常少，要彻底消除，就得一个病人一个病人的追踪，但坦桑的疟疾发病率还非常高，先降下来才是首要目标，没想一蹴而就，而且人家说我们这基本都是本土病例，所以没必要花那么大力气去搞清楚是本土的还是输入的。 

既然既做不到，又没必要，怎么办呢？专家们就接着讨论，后来就讨论出一套新的工作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以村为单位，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然后根据上一个礼拜的疟疾流行数据，判断哪几个村子风险最高，这个礼拜优先去干预这几个村子，这样就把中国的1-3-7模式大大简化了。虽然看起来颗粒度比较粗，但是和他们以前的防控工作相比，已经精准多了，因为以前他们连村一级的数据和干预方案都没有。而且经过实践证明，这个借鉴中国经验形成的新方法是管用的，效果最好的地区，疟疾流行率甚至可以降低80%。 

我第二次去桑坦项目点采访的时候，一位当地的媒体同行告诉我们说，他过去几年已经来过三次这儿了，当地几乎没有任何变化，路还是那条路，茅草屋还是那个茅草屋，唯一的改善或许就是疟疾病人少了。 

当然，这是一句让人心情非常复杂的话：悲观主义者从中看到的可能是，你看，当地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乐观主义者更愿意说，毕竟当地疟疾流行率下降了，这可能就是一个开始，一个我们可以打破贫困和疾病恶性循环的开始。 

全球健康事业变得越来越紧迫 

这两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消除疟疾以及整个全球健康事业的紧迫性。 

原因之一就是气候变化，我相信大家这几年可能也会有一些直观的感受，高温、干旱、洪涝，这些极端天气越来越多；还有一些变化可能是大家感受不那么直观的，就是气候变化也让蚊子的活动范围变大了，有一些疟疾流行程度一直很低的地方，也已经监测到了明显的疟疾扩散趋势。 

还有一个令人担心的就是，东南亚和非洲已经监测到一些青蒿素的部分耐药现象。大家应该知道屠呦呦老师的团队因为发现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青蒿素目前仍然人类对抗疟疾最有效的药物，但是如果青蒿素完全耐药了，后果就严重了，意味着这个最有效的药就失效了，到时候即使是像中国这些已经消除疟疾的国家，疟疾也会卷土重来。 

所以传染病防控绝对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我们要让现有的药物、工具和方法得到最大程度的推广，就像我们在坦桑尼亚的项目那样，尽一切可能，在现有的条件下降低疟疾传播。另一方面，也要防患于未然，开发新的药物和工具，所以盖茨基金会正在支持北京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开发新一代的抗疟药，也正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合作，联合资助中外科学家寻找新的控制蚊子的手段，来阻断疾病的传播。 

当然，前不久的一条新闻更增加了这项事业的紧迫性，有些朋友可能已经看到了，就是比尔盖茨先生宣布，要在未来20年之内捐赠掉几乎所有财产，盖茨基金会也会在未来20年内完成所有慈善支出，在2045年彻底停止运营。 

其实，盖茨先生很多年前就说过：“如果我们希望基金会永久地持续下去，也就意味着我们认为全球健康的不公平现象将永久持续下去。这是不对的，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我们认为，在一定时间内加大投入，可以加速科技和医药领域的创新，从根本上解决很多问题。让世界尽快地不再需要盖茨基金会，这才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确保我们的下一代，不再遭受像疟疾、结核病这样的传染病的威胁，是我们在未来20年的重要使命。这个使命现在更加明确，也更加迫切。但我仍然相信，一个没有疟疾的世界是可能的，只要这种可能性，就值得我们朝着这种可能去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