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中国时局展望：

稳定、改革与发展的赛跑

口述/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洸耀 采访整理/李光

每到岁末年初，我都会去拜访路透社北亚首席记者林洸耀先生，听他畅谈中国时局。凭借多年驻华的经历与对中国政坛的深刻洞见，林先生每次的分析都颇有见地，现实也往往会印证他的判断。可惜的是，囿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每次都有部分内容未能刊发，不过即便如此，细心的读者仍能从这位资深外媒记者的观察中了解中国政治的走向。

“改革”跑到“发展”前面

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九号文件的公布、参观毛泽东故居、整顿社交网络、强调改革不会走苏联老路等原因，中共新一任领导人习近平被境外媒体解读为“左”。另一方面，约见胡德平、在约见民主党派人士时称“中共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发表平民化的讲话、“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等表述又被解读为“右”。我个人的浅见是，用“左”或“右”定义习的风格都是不准确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务实派”。

习近平上台以后，司法改革方面的力度不可谓不大：薄熙来案庭审进行微博直播，虽仍有瑕疵，但已经算得上1949年以来庭审最为公开透明的大案要案；实行法院系统的垂直领导，以此来解决司法权地方化的问题；进行器官移植体系改革，严格禁止移植医院与法院直接联系获取器官及使用器官，并计划到2014年中期停止从被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废除饱受诟病的劳教制度等，皆受到外界的好评。

应该说，习近平选择司法改革作为改革的第一步，是个明智的做法——作为维持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公众还相信司法，社会就还有救；如果公众对司法都绝望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我觉得，习近平是一个risk-taker（敢于冒险者）——但他不是盲目冒险，而是“可控的风险”。他的红色背景让他更有自信，甫一上台就在司法、军队、金融等方面广泛开展改革。习近平改革的速度之快、幅度之大出乎很多境外观察人士的意料。本届政府成立以来，“改革”的重要性得到明显提高。长期以来，中国最核心的价值观依次是“稳定”、“发展”和“改革”。其中，“改革”被排在第三位。但现在，“改革”总算是排到了“发展”前面。

“平衡”的政治艺术

关于改革，有人说晚改是等死，早改是找死。我觉得时机的选择尤为重要，早改或晚改都不如在恰当的时机改，时机到了，自然要改。然而，成功的改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权力要巩固；时机要成熟；利要大于弊。

中共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正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两个机构的领导成员如何构成，关于后者，境外有传言说是李克强任组长，四个副总理任副组长。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这相当于复制了一个国务院。所以，我猜测应该会建立更高层面的领导机制。另外，我猜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为了加大习近平的权力，使得原来必须要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才能决定的事情能更顺利地通过。

当然，这么做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目前来说，社会上出现各种问题，可以向各主管部门问责，可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权在握之后，你就要对各种问题全权负责。习曾说过，“中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所以，他一定会非常谨慎。我估计至少在其第一任的五年内，民主政治改革方面不会有大的动作。习近平在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时与普京会谈时曾说，“我觉得我和您的性格很相似”，这表明他希望自己能成为普京式的领导人，而不是戈尔巴乔夫。

相比之下，很多人觉得之前领导班子十年来作为不大，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不公允的，应该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后半句确切地说是“有所不能为”。举一个例子，2006年，胡锦涛要办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对外体现出中国政府对宗教的包容。为此中央给社科院马列研究所划拨一亿资金，并将其升格为马列研究院，以排除“宗教渗透”的非议，这样才跨出办世界佛教论坛这一步。

在中国官场，“平衡”是一门重要而微妙的政治艺术，如果你打破了“平衡”，麻烦就会接踵而至，胡耀邦和赵紫阳就是打破平衡的先例。对习近平来说，强力推进改革同样也要处理好这方面的问题。但另一方面，如中国近代史学家章立凡所说，在权力博弈的结局尚不确定的情况下，只有出现强人才会推动改革。但这同时也带来疑问：一旦成为强人，是否还愿意改革？

台湾和西藏问题有望改观

台海问题，我觉得在习近平任内一定要开始，也必须开始。大陆会通过经济手段，不用一刀一枪，就会让台湾不谈也得谈。在江泽民时代，对台政策非常强硬，文攻武吓，两岸关系持续紧张。胡锦涛主政之后扭转乾坤，与国民党重新握手，与台湾实现了“三通”，开拓了新局面。但大陆不是圣诞老人，不会无条件地给台湾送礼物，所以习近平必须在胡锦涛扭转乾坤之后继续推进一步，开启政治谈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台海会马上统一，但应该承诺以后统一，虽然这在台湾很难形成共识，但是我认为习近平会志在必得。要知道，理论上上海自由贸易区应该在三中全会通过之后成立，但是它在三中全会之前就先挂牌成立了。为什么呢？我的解读是，来自中共内部的反对意见太多，干脆直接成立，把它变成既定事实。

每一代领导人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都会有遗留的问题—江泽民遗留下台湾问题，胡锦涛从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但他留下了西藏问题，只能由习去解决。习上台之后，西藏问题有修补和改善的迹象，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藏人自焚事件有所减少。西藏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形成了一个“吃反分裂饭、升反分裂官、发反分裂财”的利益集团，这当中涵盖十几个省部级或副省部级单位，能否打破这个利益集团非常关键。

最后说到周边外交，中国政府在11月23日宣布在东海设立防空识别区，虽然引起一些国家的紧张，但我对此并不意外，这是一种“政治需要”。中国人常说“弱国无外交”，而对于日渐崛起的中国来说，可以预见的是，其外交政策一定会更加assertive（坚定而自信）。

最后说到周边外交，中国跟周边国家的关系毕竟离不开美国的影子，但跟美国的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斯诺登事件已经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而这对于亟待改善自己国际形象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机会。就中日关系来说，我认为不会到擦枪走火的那一步，只能说是“可控制的紧张”。毕竟，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是不会允许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爆发局部战争的。

（原文刊发于2013年12月25日《凤凰周刊》）